監督司法

一定要改的雙首長制

By |26 2 月, 2019|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一定要改的雙首長制〉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近日新任行政院長就職,撇開被戲稱為「敗選者聯盟」的爭議,許多民眾也提出常常一年多就換一位行政院長,這樣到底好不好的質疑?

我國修憲後號稱採用「雙首長制」,總統和行政院長均有一定權力,而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經過數任民選總統任期內實際運作的情形來看,行政院長常被立法院直接砲轟,然後總統從不進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可是總統雖然似乎只管國防、外交,可是經濟、財政和內政難道總統都不用管嗎?如果是,為何以前馬英九總統要舉債發消費券?小英總統要公開說有幫年輕人減稅?顯見,在我國實際運作上,總統根本就是行政體系的最高首長,而且是內外兼修!

大家也可以觀察到不管是怎樣的總統和行政院長間的組合,好像都會有衝突和摩擦,以行政效率角度來看,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們認為必須認真考慮透過修憲修改所謂雙首長制,清楚採取總統制或內閣制,提高行政效率,也讓權責得以相符。

總統制的行政體系,就如同美國一樣,由總統擔任國家元首兼行政首長,直接領導各部會,且不需要接受國會質詢,和國會各自透過不同的選舉來取得民眾的授權。大家可以想想,美國川普總統上任迄今,常常出現其撤換某某部會首長或是和國會槓上(?)的消息,這就是總統制。但美國在制度上透過改選部分國會議員的方式,讓總統在任期中仍要間接受到民意的回饋,就是俗稱的「期中選舉」。不過大家如果有進一步研究,似乎在世界上,只有美國實施總統制最成功,其他名義上採總統制的國家,常常反而變成「終身領袖制」。為何美國實施總統制能還算成功?這也是比較憲法和政治學門中的一大議題。

內閣制的行政體系,就像日本和德國一樣,國家元首往往屬於虛位,沒有實權,而由內閣總理(或稱首相)擔任行政首長,指揮所有行政體系,而行政首長和所領導之部會首長幾乎都會由現任國會議員中選出,也就是所謂的行政和立法合一。內閣制通常就是透過一次全國性大選,組成行政和立法體系。內閣制下的總理,任期不一,有短短數月,也可能長達數年。一般來說,是透過倒閣(不信任投票)和總理解散國會的權力來讓行政體系接受民意的考驗。

回到我國的雙首長制,總統和立法院(國會)都是直接民選,總統實際上可以決定行政院長以下各部會首長,但總統不用進立法院接受質詢。憲法上也有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不信任案(倒閣)的設計,但實際上運作,史上發動三次倒閣(分別是對蕭萬長、陳沖和江宜樺)均未成功。總之,行政院長來來去去,不斷重複立委一直在立法院痛批總統,但台上站的是行政院長或其他部會首長的畫面。

面對這種在實際運作已經問題叢生的雙首長制,我們呼籲全體國民應該要認真考慮推動修憲,甚至制憲的可能性,明確選擇總統制或內閣制,讓行政體系的權責分明,有權力就有究責的制度能建立起來,也提高行政效率,避免無謂的虛耗。

當然修憲或制憲的難度門檻很高,但為了國家的未來,還是值得大家努力。

補充一下,如果要從總統制和內閣制中選擇一個,內閣制似乎會是更好的選擇,如果以貫徹民主作為是否成功的標準,成功的內閣制國家數起來就有一卡車,可是成功的總統制國家,數來數去似乎只有美國一個。看來1787年參與美國制憲會議的那些人真的不簡單呀!

話說在美國制憲會議所有代表簽字後,班傑明·富蘭克林(就是100美元鈔票上的肖像人物)在場說:「在華盛頓所坐的椅子後方的牆上畫有一個太陽,這個方向才應該是會議室的『前方』。自己經常看著這個太陽,『卻總是不肯定這畫的究竟是日出還是日落?』。不過現在我很高興地知道這是日出,這是個正在上升而非下沉的太陽。」

期待未來台灣新憲法的誕生,也能讓台灣永遠「如日初昇」!

修法廣納外國人才

By |23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修法廣納外國人才〉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近年台灣社會不時瀰漫一股氣餒之氛圍,深究原因,似乎和經濟發展停滯脫不了關係。要處理台灣的經濟困局,許多人都提出高見,包括吸引外資、引進外籍人才、產業升級、擴大對中國經濟體系的連結和新南向等等。但其實要突破台灣發展的困境,最重要的就是吸引人才。

中國戰國時代,秦王政原本因為發現鄭國(人名,水利工程師)居然是韓國(戰國七雄中的韓國)派來的間諜,想要透過鼓吹興建水利工程讓秦國的國力下降,秦王政一氣之下,就發布逐客令,要將所有外國人士都驅逐離秦國。此時來自楚國的李斯就呈上一篇〈諫逐客書〉,剖析廣納人才方能使國家富強之理,秦王政讀了李斯的文章,就廢除逐客令,才有未來攻滅六國,創建秦帝國的偉業。

李斯在〈諫逐客書〉文中提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千年之後讀來,猶引人深思。回到台灣的現況,很多人也注意到吸引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才會討論要放寬所謂「外籍白領」的限制,但其實關於吸引外國人才,台灣有一項優勢並未得到很好的發揮。

根據教育部在105年度的統計,當時來自東南亞國家在台灣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人數就有超過3萬以上,這些和台灣有地緣關係的年輕學子,如果在畢業後能繼續留在台工作和成家,不僅可以增加台灣的人才,也可以減輕因為少子化帶來的人口減少問題,更可為新南向政策奠定良好的基礎。

但根據現行的《就業服務法》和《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第46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審查辦法》規定,企業如果要聘用外國人在台灣工作,可以說條件甚高。像是本國公司如要聘僱外國人,通常要符合如果是設立未滿一年的企業,實收資本額要達新台幣(下同)500萬元以上或如果是設立一年以上的企業,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度平均營業額要達1000萬元以上。光看到這樣的條件,可能台灣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就不太可能有機會聘僱外國員工,如此也造成許多來台就讀大專院校的外國學生,畢業後就只能選擇回到母國,而非留在台灣繼續發展。

回想千年前的李斯和秦王政,再讀一讀〈諫逐客書〉中的深意,想要吸引外國人才來台灣,我們應該考慮修改《就業服務法》和《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第46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審查辦法》的相關規定,並鼓勵來台灣的外國學生,尤其是經濟政策發展重點區域的東南亞國家的學生,能在畢業後就直接留在台灣居留、工作,甚至成家。

國家要發展,就是要以人才為要,希望執政者在思考台灣經濟政策時,能以吸引人才為根本,並儘速修改相關法規。當年弱小的秦國,經過不斷的奮鬥,終成為戰國時代最後的贏家,秦國不斷廣納各國人才的政策,可以給處於發展困境的台灣清楚的思考方向!

逾法的假釋准駁

By |22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逾法的假釋准駁〉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日前報載前味全公司董事長魏應充報請假釋,被以「社會觀感不佳」為由駁回假釋報請,可是明明在刑法第77條第1項是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法務部矯正署假釋審查委員會這樣的認定似乎已經逾越法律對於假釋的要件範圍。

此一問題,在幾年前曾任監察委員的李復甸教授也曾公開對外清楚指出假釋准駁與否卻沒有一定的標準,常常受到社會輿論所影響,這就是假釋沒有法制化的結果。

目前法務部處理假釋報請案件,是依據「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來處理,其中該注意事項第4條是規定「關於社會對受刑人假釋之觀感,就下列各項審查之: (一) 警察機關複查資料及反映意見。(二) 家庭及鄰里之觀感。 (三) 對被害人悔悟之程度。(四) 對犯罪行為之補償情形。 (五) 出監後之生涯規劃。(六)被害人之觀感。」但誠如我們一開始就引出的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假釋的條件原則上就是(1)受徒刑之執行、(2)執行一定期間徒刑刑期和(3)有悛悔實據等三項而已。可是法務部用行政命令位階的「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增加了刑法原本沒有的假釋條件,像是出獄之生涯規劃、被害人之觀感等等,這很明顯是違反法律優位原則,在法律體系上不應該有這樣的情形。

況且回到假釋制度的目的,不就是是鼓勵受刑人自新嗎?增加一些所謂外界人士觀感的考量,和受刑人是否有反省自新到底有何關連性?

我們認為台灣既然是法治國家,就應該依循法律規定,包括對於法律體系的要求,法務部對此更是責無旁貸。如果認為外界人士的觀感對於審查是否准予假釋是重要的,就應該透過修法的程序,在刑法關於假釋的規定中予以明訂,同時也將審查基準予以制度化,這樣才是符合法治國家的要求。

如果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就不應該因為一個人的身分、財富、地位而改予不同的基準。魏應充依據法律規定報請假釋,但法務部矯正署假釋審查委員會卻以「觀感不佳」為由駁回,但明明刑法中對於假釋的條件就根本沒有「觀感如何」的內容,這樣的駁回理由怎麼令人心服?

日前讀到伊坂幸太郎的小說《不然你搬去火星啊》,在小說中有提到歐洲中世紀獵巫的行動,讓許多被指稱是「女巫」的人,不是死於拷問中,就是經過拷問承認是女巫而被處死。經過幾百年,自詡為法治國家的台灣,或許仍只是將「女巫」換成「受刑人」、「被告」、「嫌疑人」、「恐怖份子」,卻仍然進行著「獵巫」的行為?

我們不贊同以監所收容受刑人太多為由,所以要降低假釋門檻,我們也認為假釋要有相當的條件,不能只是形式審查是否服畢一定徒刑刑期就可以獲得假釋,但我們必須強調假釋的條件既然是在刑法有明確的規定,對於假釋的審查就應該是依循刑法的規定,不能任意以刑法未列入的條件作為假釋審查的標準,這樣才是名實相符的法治國家!

相驗制度改革

By |12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相驗制度改革〉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農曆七月,是習俗上的鬼月,傳說中各方好兄弟、好姊妹會在此月到陽間參訪,所以此月靈異事件也會增加。日前就出現有筍農在台南南化山區意外挖出一顆頭骨,經過相驗後,發現頭骨上有鈍器造成之痕跡,因而深入追查。連承辦員警都提到在要確認頭骨主人身分時,還有被電到的感覺。當然不管是否因為農曆七月的關係,讓這件事件重見天日,我們想跟大家說明的是,從這事件就可以知道檢察官的相驗是多麼地重要!

原則上不是在醫院病死或自然死的死者,都要經過檢察官的相驗,確認死亡方式並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後才能交由死者家屬辦理後事。這樣的目的,是要由檢察官確認死者的死亡有無涉及刑事犯罪的可能性,如有,就要發動偵查。

但是相驗的程序,坦白說在實務上仍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首先,以筆者當年在司法官受訓時的經驗,關於相驗如何進行?主要是由講座在課堂上講解相驗的依據、相驗的流程和相驗案例分享,之後在地檢署實習時,會陪同指導檢察官輪班外勤陪同相驗,如果指導檢察官有排定解剖,就會陪同到殯儀館解剖室進行解剖。可是即使有上過課,有參與陪同相驗和解剖的經驗,分發後,一旦輪班外勤,就是自己一個人要指揮法醫、檢驗員、警察等進行相驗或解剖程序,並撰寫相驗報告書以及核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可是絕大多數的檢察官畢竟都沒有醫學背景,所以相當仰賴檢驗員或法醫師對於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方式的意見。但檢驗員原則上是沒有醫師證照,其實應該只能協助法醫師進行對死者死亡原因和方式的判斷,再把意見陳報給檢察官。只是全台灣有專職法醫師的地檢署,實在很少,地檢署的專職檢驗員人數也不足,根據報導中所提到的官方統計,全國一年相驗案件1.9萬件,但公職法醫與檢驗員僅有52人。換算下來,每個人一年平均負擔高達365件。這樣的人力,實在很難期待地檢署檢察官在處理相驗案件時,能迅速得到充分的醫學意見,協助判斷。而且如要進行解剖,還要商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法醫協助,這也造成時間的延宕。

還有檢察官自身對於處理相驗案件,也沒有標準流程或要求,所以都是由每個檢察官自己決定該如何進行,這樣可能造成的結果就是類似的相驗案件,如果是不同檢察官來處理就會走不同程序,甚至對於死亡方式和原因的認定也可能不同。

另外死者家屬在相驗程序中很難充分表達意見,甚至連檢察官的相驗報告書也不會給死者家屬看,死者家屬甚至對於檢察官認定的死亡方式和原因都沒有置喙的餘地。但是檢察官難道就不會出錯嗎?筆者轉任律師後有處理一件請求保險金的案件,檢察官認為死者是投水自殺身亡,所以保險公司拒絕給付保險金,但是檢察官判定死者是自殺身亡的主要依據是死者家屬有提到死者有工作壓力,還有從附近監視器沒有看到其他人車。當時相驗檢察官有傳訊死者公司同事或現場警消人員,並做成筆錄,可是當本件給付保險金訴訟進入民事二審程序時,法官傳喚當時製作筆錄的公司同事和警消人員到庭接受訊問,卻發現這些人當初所陳述的內容和檢察官的筆錄記載有相當的出入。這樣來看,檢察官原先認定的死亡方式和原因難道沒有被質疑的空間嗎?只是在台灣還真的不能質疑檢察官對於死亡方式和原因之認定!

大家覺得這樣合理嗎?死者家屬對於檢察官的認定只能默默接受,卻連反對或救濟的機會都沒有。在英國的法律體系,很早就有死因裁判的制度,繼受英國法的香港,目前也維持死因裁判法庭的制度。透過這樣的制度設計,至少是在法庭上由相關各方提出證據和意見,再判定死者的死因,而非像我國現在一樣,幾乎都是由檢察官專斷來判定死亡方式和原因。

俗稱「人死為大」,在相驗程序中,可以體會到死者家屬想要瞭解死者確實死因的焦急心情,但以現在法醫師人力不足以及檢察官專斷認定的現況,是否可能造成誤判死者死亡方式和原因的機會提高?這應該是要深入探討並尋求改進的。

律師會考試=有能力

By |21 9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律師會考試=有能力〉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今年律師考試第一試剛放榜,目前的兩階段考試是否適合,以及是否要加上及格條件,都成為法律界關注的議題。

關於律師考試的改革,有許多先進提出很多意見,但律師考試制度該如何設計,其實考量的問題不外乎:1.通過考試的考生法律水準;2.未來律師執業的人數;3.考試的公平性。對於考選部朝向及格制的規畫,贊成和反對者都有,但無論是贊成和反對,似乎也都言之成理。

筆者通過律師考試一晃眼也過了十幾年,期間擔任過檢察官和律師等實務工作,因為工作關係接觸到的律師先進也不在少數,又因為經營法律網站緣故,和法律系學生也常有接觸,對於律師考試制度有一番淺見。

律師考試制度的設計,要先考慮律師在法治國家的定位,如果認為律師是法治國家重要的一環,那由國家肩擔起培育律師的責任就很合理。律師俗稱「在野法曹」,又因《律師法》的規定,幾乎承擔為民眾提供法律服務的全部責任。稱職的律師當然是法治國家的重要基礎,由國家負責培育律師是責無旁貸。

目前律師界普遍認為新進律師能力不足,無法處理法律服務事項,所以擔心水準不夠的律師造成人民權利受損。然亦有人說,律師界反對開放律師名額,就是擔心收入減損,根本就是想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心態。這兩種說法,其實都不無道理,但要改善這些情況,只改革律師考試制度就可以解決的嗎?

律師考試應該是資格取得的考試,不用去搞「及格制」或其他限制門檻,否則是誰來定義「及格」呢?不妨可以參考日本司法試驗制度,將司法官和律師考試,甚至法制人員高考等考試合一,明確規定該年度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前百分之十,就取得由國家培訓法律人才的資格,再由國家統一進行2至3年的培訓,期間並由國家支付生活補助。之後的培訓期間再淘汰至少三分之一,通過培訓的學員就取得擔任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政府法制人員的資格。但因為法官、檢察官和政府法制人員有公務員員額限制,所以就以該年度培訓成績來依序選填,未選擇擔任法官、檢察官和政府法制人員之結訓學員便擔任律師。透過這個制度培訓出來的律師應該可以直接執業,並能提供具相當水準的法律服務。

此外,有些現職律師之所以擔心律師名額太多,實際原因就是擔心會影響收入,因為目前大多數的律師都是處理訴訟案件來獲取報酬。要改變這樣的情形,不是只想到去限制律師名額,而是應該去檢討,為何律師在實務上幾乎只能處理訴訟案件?

在我國現行制度裡,有很多本質應該是法律事件卻不是由律師在處理,例如不動產物權登記就是很好的例子。目前不動產物權登記幾乎都是委由地政士辦理,甚至是相關人就可以自行辦理,其實不動產物權交易可能涉及契約、物權變動、信託、履約保證,原本就應該由律師來統籌處理較佳。日前就曾發生一件某地政士處理不動產買賣卻引來可能涉及詐騙的例子。不動產交易如果讓買賣雙方都委由律師處理,那詐騙的爭議可能就會降低許多。

另外,像商標代理人和專利師等,也和法律服務息息相關。如果我們把專業職業人員證照予以統合,只要和法律服務有關,就應該委由律師來處理,使得律師實際上的業務範圍擴大許多,之後再輔以律師進一步的專業培訓(類似專科醫師制度),民眾在選擇適合的律師時,也就更為便利。

當然有些人認為,在台灣委任律師的費用很貴,但可以比較一下,近期某對藝人夫妻為在美涉恐攻的兒子請律師的價格是每小時一千美元,相較之下,不得不為台灣的律師叫屈!當台灣社會能接受「付出適當的報酬換取有品質的法律服務,以避免未來的法律糾紛」,如此一來,律師考試制度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

用企管改革司法效率

By |22 6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用企管改革司法效率〉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日前,知名法律系教授在臉書上提到有法官要司法替代役幫忙撰寫判決,當然此事一出,果然引起多方議論,之後南投地方法院還特別發新聞稿說明。

法官工作雖然辛苦,但是當然不能作為將撰寫判決工作交與他人的正當理由,即使是再簡單的判決,都應該由法官親自撰寫,畢竟這是法官工作的核心。本文不是要批評要替代役撰寫判決是如何地不當,而是想探討如何改善法官工作負擔。

法官的工作主要有三部分,就是開庭、閱卷和寫判決,法官在法院大概就是不斷輪流進行這三件事,當然也會有外出勘驗或是內勤值班的情況,但整體還是以這三件事為主要工作。

司法院為了減輕法官工作負擔,想了很多方式,往往都是朝向限制案件進入法院的方向去設計,但是從保障人民訴訟權的憲法觀點來看,限制人民向法院提起訴訟或是上訴,或許不是適當的事。要減輕法官負擔,絕對不是只從限制訴訟的管道來設想。

其實可以把訴訟案件當作一個「工作生產流程」來看,也就是把企業管理中「作業管理」的學問運用在訴訟流程改革上。首先,就是將訴訟流程逐一拆解成一個一個的步驟,再逐一檢視有哪些步驟可以省略或是修改,讓流程更為順暢和有效率。

以刑事訴訟為例,檢察官起訴後,法院就應該將起訴相關卷證都主動予以數位化,被告的辯護律師如聲請閱卷,就可以直接交付數位檔案(包括證物圖片或影像),而不用等辯護律師聲請電子閱卷後,才開始進行數位化工作,甚至有的法院還是要辯護律師自行到法院閱卷室影印卷宗。準備程序和審理程序則可引進「即時翻譯」軟體,不要再由書記官一邊整理開庭內容一邊打字,可加快開庭速度。

此外,要允許部分案件可以不用製作判決書,由法官當庭宣判,並以開庭筆錄作為判決書的替代。例如酒駕的公共危險案件,如果被告認罪,也對檢察官起訴內容和證據均無意見,那應該就允許法官直接在庭上宣判,並以開庭筆錄作為判決書的替代,因為實務上此類案件的刑度大都有固定的範圍,不用再把起訴書抄一遍後寫成判決書再宣判。

簡單且較無爭議的案件,就應該讓法官簡單處理,好把心力集中在複雜或要深入調查的案件上。而要深入調查的案件,也應該更落實採取集中審理的的方式,可能集中一、兩天內密集開庭,開庭後馬上評議,並儘速撰寫判決書後宣判。

講到司法改革,大家都知道其重要性,但社會每每對此深感無奈或無感,有很大的原因就是,都找法律專家來搞司法改革,這樣是否能切中改革的關鍵並得到民眾的共鳴,值得深思。其實,誠心建議,司法改革可引進企業管理專家,例如張忠謀或郭台銘這樣的成功經營者參與司法改革,從效率和效果如何兼具的管理角度來看司法的革新,或許能有嶄新且切中要害的改革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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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憲政危機:一個法學博士留下的問題,另一個博士能解決嗎? 文/高宏銘

By |19 5 月, 2016|Categories: 監督司法||在〈馬的憲政危機:一個法學博士留下的問題,另一個博士能解決嗎? 文/高宏銘〉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結束八年任期,馬英九將於2016年5月20日卸任。綜觀馬英九擔任總統這八年,是是非非在所難免,但以法律人的角度來看,擁有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馬英九,在總統任內雖無遭到彈劾,他對於我國的法律秩序──尤其是憲政秩序──卻已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危機之一:破壞「大法官交錯任期制」

憲法除了保障基本權利之外,也要確保國家權力分立,也就是將國家權力分成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間相互監督制衡。(註)

在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破壞權力分立的舉動屢見不鮮,包括宴請司法院正副院長、法務部長和檢察總長時,竟大談特定案件判決不符人民期待,赤裸裸地干涉司法權。而其中,最嚴重的,即是破壞大法官的「交錯任期制」,將當初修憲的規劃,完全抹煞!

在1997年修憲時,增修條文第5條第2項明訂「大法官為15人,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同條第3項明訂:「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

綜合上述條文,可知當初憲法的規劃,即是要讓從2003年提名的15名大法官中,有8名是任期四年,7名是任期八年,如此一來,在2007年時,總統即可再提名8名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以後每過四年,總統即可提名7或8名的大法官,如此,便可讓每一任總統均有提名半數左右大法官的機會,此即為「交錯任期制」。

但馬英九帶領國民黨,在2007年國會中封殺了陳水扁提名的8名大法官,僅通過其中4名,而後又於2008年、2010年、2011年和2016年中,陸續提名了多位大法官,而且,還強調各大法官任期,均各自起算8年。如此一來,即打破原先修憲時規劃的「大法官交錯任期制」,並且讓2016年5月20日就職的新任元首,在4年任期內,很可能無法依原先的設計一次提名近半數的大法官!

危機之二:造成行政司法互動僵局

馬英九對大法官人事的翻弄,造成修憲時的規劃被完全破壞,也引發疑慮,質疑馬英九意圖在卸任後,仍可透過和其友好的大法官會議,掌控違憲審查機制。

試想,如果國會通過「不當黨產追徵條例」或「轉型正義平反條例」,結果,某特定政黨先透過一定席次的國會議員提起釋憲,然後,親特定政黨之大法官,就可認定此等法案均違憲,如此即可達成保障特定政黨的目的!

當然,現任的大法官並非一定會護航特定政黨或個人,只是,身為司法權的一環,如果制度已被破壞殆盡,漏洞之多,無法取信於民,如何能發揮司法權之功能?

現又傳出,在蔡英文就任總統後,現任大法官兼司法院院長賴浩敏即可能「禮貌性辭職」。若賴浩敏真的辭任,豈不凸顯司法權屈居於行政權之下?讓國家憲政上應有的權力分立更加紊亂嗎?

如果,按照原先的交錯任期制規劃,蔡英文本可在其任期中,一次提名7名大法官。而當她提名時自然可利用該次提名的機會,提出其屬意的司法院正副院長人選,繼而達成平穩交接。但,因為馬英九的翻弄,造成行政權與司法權互動之「僵局」。

危機之三:干涉權力分立,嚴重破壞憲政秩序

再來,關於國家權力中,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分立,馬英九也同樣介入甚深。除了透過國民黨黨團來操控國民黨籍國會議員,藉此通過或封殺特定法案之外,馬英九也曾用一個簡單的「開除黨籍」,來逼迫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下台,並使他喪失國會議員資格,此舉,儼然展現了馬英九意圖凌駕於國會之上。

至於在行政權中,馬英九對於應保有獨立性的檢察體系,也一樣公然介入,檢察總長居然必須去向馬英九報告偵查中的個案!這真是匪夷所思。馬英九不但對於行政權中的獨立權力體系全盤掌控,也對國家權力分立造成嚴重傷害。

危機之四:侵害人民基本權利

馬英九在憲政面向上的諸多破壞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對於基本權利保障的根本性破壞!

「太陽花學運」時,警察機關於馬英九授意下,對集會表達意見的群眾、學生,實施強硬的驅離手段。言論自由,是自由權的核心內容,人民透過集會的方式表達自由,卻遭到強硬手段對待,很顯然,此舉已扼殺言論自由此一基本權利。

而且,直到今天,那些被檢察機關起訴的學生或群眾,在法院審理時,公訴檢察官有時連犯罪事實都無法特定,甚至已經在審理中了,才著手找證據。如此看來,實在不知當初這些群眾或學生到底有何不當之舉?對於群眾是否有違法,都無法清楚認定的狀況下,現場員警就逕自採取強硬手段,如此作為,還不算是打壓人民言論和集會自由嗎?
身為總統,應維護憲政秩序

光是簡單幾件事,就清楚地看出,身為法學博士的馬英九,卻對國家權力分立和基本權利保障等憲政秩序,造成明顯破壞。

520在即,一位法學博士卸任,另一位法學博士上台,我們只能期許蔡英文上任後,對於這些憲政破壞能好好承擔,並妥善處理,展現出真正的法學素養,維護台灣的民主憲政秩序,表現身為總統應維護憲政秩序的作為!

註: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國家權力,尚有考試和監察,但考試權其實屬行政權一環,監察權則較近於立法權

期許2016檢察官莫把定罪當目標:從呂介閔再審無罪談司法的公平正義 文/高宏銘

By |31 12 月, 2015|Categories: 監督司法||在〈期許2016檢察官莫把定罪當目標:從呂介閔再審無罪談司法的公平正義 文/高宏銘〉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檢察官身為偵查犯罪的主體和國家法律的守護者,在法律制度上有不可抹煞的重要地位,人民也殷殷期待檢察官能克盡職責。但回顧2015年,彰檢在頂新油品案審理期間才到越南蒐證、基層檢察官怒告法務部長和貪污的前檢察官井天博遭判重刑卻人間蒸發等,一件一件交錯成民眾對檢察官的負面形象。

幸好,在2016年即將到來之前,呂介閔被起訴殺害女友一案,經再審程序後,於12月30日宣判無罪。本案之所以能重現曙光,是因為時任高檢署的陳宏達檢察官(現任基隆地檢署檢察長)發現新事證而聲請再審。如今呂介閔被判無罪,可說是為2016年開啟了新的篇章。

陳宏達檢察官在無罪宣判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檢察官辦案時,對被告有利或不利證據都要調查清楚,若把定罪當目標,這樣對當事人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本案之所以能提起再審,主要就是新的DNA檢測報告認定呂介閔的DNA和在死者身上咬痕處的檢體DNA不符,這項對被告有利之證據,幸好並未被檢察官忽略,而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提起再審。

事實上,如果檢察官真能恪守「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的原則,呂介閔根本不需要等到再審才能還他清白。

本案在更審階段時,其實已經有比案發當時(民國89年)更進步的DNA檢測技術,但當時的公訴檢察官未考量此點,因此未向法院聲請調查,此舉也許就像陳宏達檢察官所言,只想把被告定罪,自然不會想到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檢察官經常是高舉偵查不公開的大旗,讓人民難以親近,甚至看不清檢察官真實的權力;偵查庭高高在上的坐席,清楚表示偵查中地位高低和力量優劣;在法庭上,檢察官坐席上永遠只放著「檢察官」的名牌、而未揭示姓名,讓人對檢察官形象愈來愈模糊。難道在以法治國家自詡的台灣,檢察官就應該這麼神祕又掌握巨大權力嗎?

對照厚厚的刑事訴訟法,明定檢察官訊問應出於懇切的態度、對被告有利或不利的證據都要充分調查、對於犯罪嫌疑不足的被告應給予不起訴處分等,這些保障民眾司法權利的法條規定躍然紙上,但這是法條上告訴我們檢察官應有的樣子,但卻不是現行社會中真實的檢察官。

檢察官權力之大,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但相較於權力,檢察官受到的監督實在難以相提並論。

時值新歲到來,展望來年,我們期許檢察官們要更勇於面對人民,從掛上名牌和公開檢察結案書類開始吧!只有讓人民看清楚檢察官到底在幹嗎?人民對檢察官的辛勞和專業才會有認同。也希望檢察官能多想想陳宏達檢察長所說的,怎樣才是對當事人的公平正義?

期許2016年,檢察官的新面貌,是真正屬於法治國家和符合人民期待的檢察官。

金門下士案:不公開的死因認定,要家屬如何接受?文/高宏銘

By |26 10 月, 2015|Categories: 監督司法||在〈金門下士案:不公開的死因認定,要家屬如何接受?文/高宏銘〉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日前陸軍下士陳東逸被發現陳屍在金門金湖鎮六七據點一案,死者家屬對金門地檢署檢察官的處理不甚滿意,甚至還傳出負責相驗的承辦檢察官直接對家屬說「就是自殺啦!」我們雖然無法得知承辦檢察官是否真的有這樣對家屬說,以及說的語氣如何?但從此一新聞事件,我們更該去檢討的是檢察官的相驗流程和結案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相驗」是檢察官工作內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前項相驗,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也就是由法醫或檢驗員在第一線調查死因,再提供意見交由檢察官認定死亡方式,主要目的是要確認死者的死因有無涉及刑事犯罪,如有,就要進一步偵辦。關於相驗的流程,在法操網站已有介紹(詳見:檢察官的陰陽界—談相驗與解剖),我們想進一步談的是相驗流程的改進。

法醫員額嚴重不足,家屬苦等解剖報告

首先,大家必須知道一個事實:台灣的法醫數量是嚴重不足的!所以負責相驗的各地檢署其實幾乎都沒有正式的法醫師,大部分是由沒有醫師執照的檢驗員權充第一線調查死因的工作。雖然其中還有稱職且有經驗的檢驗員,但長期欠缺有正式醫師證照的法醫師來負責第一線的檢驗工作,並提供檢察官意見的現象,可以說是我國現行相驗實務工作的頭號難題。

因為正式的法醫師員額不足,且檢驗員僅能協助相驗、而不能進行解剖工作。當檢察官決定要解剖時,地檢署人員就會聯絡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以安排正式的法醫師,但因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法醫師人數有限,又要負責全台灣的解剖工作,所以大部分死者必須在殯儀館冰存一段時間後,才能等到法醫師進行解剖程序。

解剖之後,法醫師還要撰寫解剖報告,但因為每位法醫師的工作負擔很大、行程很滿,因此解剖報告的完成時間也會拉很長。這期間死者家屬只能一直等待地檢署的最後報告通知,才能到地檢署領取有載明正式死因的相驗屍體證明書。

對關心死者死因的家屬來說,超過一個月時間的等待期相當漫長,如此的心情煎熬,實在情何以堪。

雙法醫制度成妄想,家屬權益堪憂

至於法醫師人數為何不足,坦白講就是誘因不夠。

政府編制的法醫師每月薪資加上加給大概很難超過新台幣(下同)20萬元,但正式執業的醫師很可能每月收入都有超過30萬元以上,因此以這樣的薪資水準要吸引優秀醫師投身擔任法醫師,實在很不容易。

而且,因為有時候死因是很難判斷的,但法醫師人數不足,讓在相驗過程中採取兩位以上法醫參與判定的「雙法醫」制度、以避免單一意見誤判的期望,就變得更不可能達成。

誤判死因不僅會讓死者含冤莫雪,甚至還讓死者家屬權益受損。例如,原本死者很可能是意外落水,但卻被檢察官認定是跳水自殺身亡,這樣死者家屬就很可能無法領取意外險的保險給付,這樣對家屬權益當然是極大的影響。

檢察官相驗態度須謹慎,避免造成家屬二度傷害

此外,除了法醫的問題,檢察官處理相驗工作的過程和態度也必須深究。就以此件金門下士的相驗案件來看,金門地檢承辦檢察官在相驗工作進行中,是否有跟家屬充分說明如何進行以及之後可能的處理方式,還有說明溝通的過程中,態度是否懇切?檢察官處理過程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家屬的「二度傷害」。若未做到上述事項,那麼也不能怪家屬反彈會如此劇烈。

檢察官不需迎合家屬,但身為「人民公僕」,仍應該要幫家屬多設想,只要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執行相驗工作時盡量讓家屬有充分詢問並表達意見的機會,相信能讓相驗進行更順利,也避免家屬對檢察官產生無謂的質疑。

家屬應有權利取得相驗報告,否則如何了解死因判斷基準

此外,檢察官的相驗案件是以製作相驗報告書的方式結案,雖然相驗報告書會轉呈高檢署檢察官進行審核,但死者家屬仍無法得知報告書內容,因此幾乎不可能知道檢察官調查了哪些證據、如何評價證據後才做成對死因的判斷。

因此,我們希望檢察官除了將相驗報告書轉呈高檢署外,更應該要將正式的報告書提供給死者家屬,好讓家屬對檢察官處理相驗流程和其認定之結果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其實不只是相驗報告書,目前我國並未要求公開檢察官的結案書類,但我認為只要是結案書類原則上都應該公開,因為這不僅可以讓民眾對檢察官工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可提高檢察官的公信力。相驗報告書也是檢察官結案的方式之一,更應該要充分的資訊公開,而不應該僅僅只是內部文件審核而已。

生死乃人生大事,我們強力呼籲法務部一定要改善法醫師嚴重不足的情形,如果此一情形無法改善,那相驗工作的流程和公信力就無法改進。檢察官在處理相驗案件時更該抱持謹慎和有耐心的態度,現行流程有不足之處也該設法改善,如此才能讓死者好好地走,生者也能放下、展開新的旅程。

高雄監獄風雲-典獄長有沒有縱放人犯,何不一次說清楚?文/高宏銘

By |13 10 月, 2015|Categories: 監督司法||在〈高雄監獄風雲-典獄長有沒有縱放人犯,何不一次說清楚?文/高宏銘〉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大家對於今年2月間發生的高雄監獄典獄長遭挾持事件應該還記憶猶新,經過幾個月的偵查,高雄地檢署(下稱雄檢)終於對典獄長陳世志所涉的縱放人犯做出不起訴處分,但此不起訴處分卻在社會上引來諸多討論和迴響,尤其是高榮志律師的評論〈典獄長沒事,雄檢您有事嗎〉,甚至還讓雄檢的承辦檢察官撰文回應〈駁高榮志:雄檢當然「沒事」〉。

為何兩方有此爭論,讓我們先來看《刑法》第16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縱放職務上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脫逃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所以如果是故意縱放依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脫逃,即使最後脫逃不成功,也可能會構成公務員縱放人犯未遂罪。

雄檢檢察官的回應中,是強調高雄監獄陳世志以下的人員雖然有「過失」,但最後未發生脫逃結果,而過失犯不會去處罰未遂的情形,所以高雄監獄典獄長陳世志等人員均不構成犯罪。

雄檢此番論述沒錯,我國刑法並不處罰過失縱放人犯未遂罪,但根據當時的報載,陳世志有指示提供車輛給欲脫逃的鄭立德等人,但鄭立德等人欲離開高雄監獄時被高雄市的警察開槍逼回監獄內。如果此事為真,那陳世志的行為應該有可能屬於「故意縱放人犯罪」,而該罪是有處罰未遂犯的!

雄檢檢察官主要是在說明經過詳細調查後,認為陳世志等人員至多有過失,但最後人犯並未脫逃,所以不會成罪。但關於陳世志當時有無指示提供鄭立德等人車輛,從雄檢檢察官的回應中並無法得知有無就此部分進行調查,所以此篇回應雖然火力十足,但仍難杜社會之疑慮。

而高榮志律師的文章其實也提到是否有故意縱放人犯的問題,雄檢檢察官對此並未明確回應。

如果雄檢想讓社會大眾明白其偵查過程,就應該將此案不起訴處分公開,讓包括法律專業人士在內的社會大眾來檢視雄檢的事實調查和法律適用適不適當,而不是只由承辦檢察官在報紙上撰文回應。

更進一步地說,檢察官的結案書類應該以公開為原則,這樣才能讓社會大眾更認識檢察官如何處理案件,也能讓我國法律研究有更多素材可以探討。更重要的是,這樣才能更強化對於檢察體系的外部監督!

從高榮志律師的撰文到雄檢檢察官的回應,更讓我們體認到公開檢察官結案書類,以昭公評和公信的必要性,而這也是要有效監督檢察體系職權運作必要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