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壯小聲說

一定要改的雙首長制

By |26 2 月, 2019|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一定要改的雙首長制〉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近日新任行政院長就職,撇開被戲稱為「敗選者聯盟」的爭議,許多民眾也提出常常一年多就換一位行政院長,這樣到底好不好的質疑?

我國修憲後號稱採用「雙首長制」,總統和行政院長均有一定權力,而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經過數任民選總統任期內實際運作的情形來看,行政院長常被立法院直接砲轟,然後總統從不進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可是總統雖然似乎只管國防、外交,可是經濟、財政和內政難道總統都不用管嗎?如果是,為何以前馬英九總統要舉債發消費券?小英總統要公開說有幫年輕人減稅?顯見,在我國實際運作上,總統根本就是行政體系的最高首長,而且是內外兼修!

大家也可以觀察到不管是怎樣的總統和行政院長間的組合,好像都會有衝突和摩擦,以行政效率角度來看,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們認為必須認真考慮透過修憲修改所謂雙首長制,清楚採取總統制或內閣制,提高行政效率,也讓權責得以相符。

總統制的行政體系,就如同美國一樣,由總統擔任國家元首兼行政首長,直接領導各部會,且不需要接受國會質詢,和國會各自透過不同的選舉來取得民眾的授權。大家可以想想,美國川普總統上任迄今,常常出現其撤換某某部會首長或是和國會槓上(?)的消息,這就是總統制。但美國在制度上透過改選部分國會議員的方式,讓總統在任期中仍要間接受到民意的回饋,就是俗稱的「期中選舉」。不過大家如果有進一步研究,似乎在世界上,只有美國實施總統制最成功,其他名義上採總統制的國家,常常反而變成「終身領袖制」。為何美國實施總統制能還算成功?這也是比較憲法和政治學門中的一大議題。

內閣制的行政體系,就像日本和德國一樣,國家元首往往屬於虛位,沒有實權,而由內閣總理(或稱首相)擔任行政首長,指揮所有行政體系,而行政首長和所領導之部會首長幾乎都會由現任國會議員中選出,也就是所謂的行政和立法合一。內閣制通常就是透過一次全國性大選,組成行政和立法體系。內閣制下的總理,任期不一,有短短數月,也可能長達數年。一般來說,是透過倒閣(不信任投票)和總理解散國會的權力來讓行政體系接受民意的考驗。

回到我國的雙首長制,總統和立法院(國會)都是直接民選,總統實際上可以決定行政院長以下各部會首長,但總統不用進立法院接受質詢。憲法上也有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不信任案(倒閣)的設計,但實際上運作,史上發動三次倒閣(分別是對蕭萬長、陳沖和江宜樺)均未成功。總之,行政院長來來去去,不斷重複立委一直在立法院痛批總統,但台上站的是行政院長或其他部會首長的畫面。

面對這種在實際運作已經問題叢生的雙首長制,我們呼籲全體國民應該要認真考慮推動修憲,甚至制憲的可能性,明確選擇總統制或內閣制,讓行政體系的權責分明,有權力就有究責的制度能建立起來,也提高行政效率,避免無謂的虛耗。

當然修憲或制憲的難度門檻很高,但為了國家的未來,還是值得大家努力。

補充一下,如果要從總統制和內閣制中選擇一個,內閣制似乎會是更好的選擇,如果以貫徹民主作為是否成功的標準,成功的內閣制國家數起來就有一卡車,可是成功的總統制國家,數來數去似乎只有美國一個。看來1787年參與美國制憲會議的那些人真的不簡單呀!

話說在美國制憲會議所有代表簽字後,班傑明·富蘭克林(就是100美元鈔票上的肖像人物)在場說:「在華盛頓所坐的椅子後方的牆上畫有一個太陽,這個方向才應該是會議室的『前方』。自己經常看著這個太陽,『卻總是不肯定這畫的究竟是日出還是日落?』。不過現在我很高興地知道這是日出,這是個正在上升而非下沉的太陽。」

期待未來台灣新憲法的誕生,也能讓台灣永遠「如日初昇」!

西瓜—最低得票門檻

By |26 2 月, 2019|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在〈西瓜—最低得票門檻〉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2018年11月24日就是本屆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選舉日,每次選舉時,都會有人喊出「含淚投票」或「棄A保B」的口號,因為為了打擊最不喜歡的候選人,只好選擇不那麼討厭的候選人。

之前有人提出應該要加上負數票,就是可以對特定候選人投反對票之後再將贊成和反對之票數合計計算,再由正值高的候選人當選。但這樣的作法就是要改變大家已經習慣的選舉方式,而且每個候選人的當選門檻都不盡相同,未必能清楚比較出候選人的優劣。

在此想提出一個關於最低得票門檻的更簡潔方法,就是在選票上多加一欄「西瓜」(其實可以因地制宜)的選項。選民投票時可以投給西瓜,而候選人要當選就一定要得票數大於西瓜的得票,否則就算是所有候選人中最高票,一樣被認定為落選。例如要選某海港城的市長,共有A、B、C等三人參選,在選票上就是A、B、C和西瓜各一欄,如果三人中B是最高票,但得票數低於西瓜的得票,就認定B一樣落選,此次選舉就要擇期再舉行。

如果有西瓜選項的設計,大家就不用「含淚投票」或「棄A保B」了,只要西瓜是最高票,代表這些候選人都沒有資格當選,選民才能真正淘汰不適任的人選。如果西瓜真的拿最高票,提名參選的政黨應該也不敢再推同一人選了,這樣優秀且適合的人才有機會在政黨政治下出頭。

有了西瓜選項,所有候選人就要認真提出政見,且當選後要好好認真做事,否則以後要競選連任時出現選輸西瓜的情形,那可就是一輩子難以被忘記的「壯舉」!而且如果連西瓜都選不贏,這樣的候選人應該也不敢再參選了,我們就能逐漸淘汰表現不好的政治人物。

當然這樣的設計,還是要經過修法才能落實,但建立適當的最低當選門檻,應該是可以考慮修改選制的方向。

從一次大戰得到省思

By |26 2 月, 2019|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在〈從一次大戰得到省思〉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2018年11月11日,是許多人準備要大肆購物的日子,但該日在人類歷史上有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一次大戰終戰100週年。

一次大戰打垮了四個帝國,就是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奧圖曼土耳其帝國,也開啟美國成為超強的契機,當然也種下二次大戰的種子。無論如何,這場戰火波及各大洲,造成超過一千萬軍人和平民死亡的戰爭,都無法從人類歷史中抹去。

當時參戰主要國家的許多領袖也都在近日悼念一次大戰的陣亡戰士,當一次大戰處於敵對的法國和德國,兩國最高行政首長一起悼念一次大戰的陣亡戰士,我們就知道世界局勢已和百年前大不相同。

一次大戰後,隨著陳舊帝國的崩解,新興強權也紛紛站上國際舞台,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成為擊敗德國的主力,太平洋西側的日本也以參戰為由奪取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利益,當時新建未久的中華民國,也透過參戰,廢除對德、奧兩國的不平等條約,向國家自主邁進一大步。更不忘記一股從未出現過的政治勢力正要發動革命,推翻橫跨歐亞的俄羅斯帝國,並建立世界第一個共產黨主政的國家-蘇聯。世界局勢變化如此之快,確實是進入20世紀剛開始時,世人所料未及之事。

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雖然締結了《凡爾賽條約》,結束了一次大戰主要敵對國家的戰爭關係,但是在該合約中,對德國的苛刻條件,可以說是造成德國在不到30年內就發動二次大戰的遠因。也因此在二次大戰之後,德國和日本雖然戰敗,但獲勝的同盟國卻改以溫和改造的方式,將德國和日本納入新的國際政治體系,以避免重蹈一次大戰的覆轍。

回顧100年前的一次大戰,此時此刻的台灣能有何種省思?首先,台灣一定觀察國際局勢動態,一次大戰前,德和奧已經結成同盟,俄和法也結成同盟,所以此種大國對抗的局勢非常明顯,而德國和英國又要爭奪海權,戰爭的局勢已經早已在醞釀中了。因此後來的費迪南大公被暗殺的事件,可以說只是個開戰的藉口或契機而已。

目前國際局勢,也是走向大國對抗的局勢,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就是沒有煙硝味的戰爭,美國和中國的衝突,未來有可能就是因為某個事件而演變成全面開戰,就跟100年前的歐洲一樣。當然此時的戰爭型態未必是真的動刀動槍,但過程的激烈和對未來世局的影響,一樣是不容忽視。

其次,一次大戰當時的日本和中國都是在等待機會的國家,即使是打贏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日本,對於國際政治局勢也是影響有限;至於中國,剛剛結束封建帝制,可以說是百廢待舉。但是在此時,日本和中國就是決定參加協約國陣營,對德、奧宣戰,所以在一次大戰後成為戰勝國,並取得一定的政治成果。所以台灣面對目前的大國對抗局勢,一定也要看清楚,好決定要參加哪一陣營?要把所謂民族大義、革命情感、浪漫情懷都拋開,好好思考那個陣營獲勝機會高,而台灣又該如何在此一對抗局勢中獲得最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還有,台灣身處美國和中國對峙的焦點之一,當然一定要盡量避免成為擦槍走火而全面開戰的藉口,以免成為雙方第一波攻勢的目標。

回顧100年前的一次大戰,雖然戰況激烈,但也促成軍事、政治和經濟等多方面的新舊交替,而回顧一次大戰的始末以及其後之影響,對此時此刻的台灣應該是有正面的助益。

特以此文向當年奮戰的戰士們和無辜的平民們致敬,也期待未來人類不會再互相廝殺,而以互相競爭和相互尊重的方式,為全體人類開創新局。

走到十字路口的台灣

By |8 1 月, 2019|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法律須知||在〈走到十字路口的台灣〉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在2018年10月初,有件對於台灣深刻影響之事發生,但經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台灣社會卻似乎只注意下個月的地方首長選舉,而忽略此一事件的深層意義!

先回到1946年3月,同盟國剛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未久,經過艱苦的奮戰和無數的犧牲終於擊敗納粹德國和軍國日本,整個世界似乎回到了正義和秩序。但英國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在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家鄉的一場演講,清楚點出了現實的殘酷,二戰的盟國蘇聯已經清楚表現出他的野心,邱吉爾用鐵幕比喻蘇聯在歐洲的擴張,並強調對於蘇聯無止盡的擴張野心不能等閒視之,將並表示希望美國和英國能共同結盟對抗蘇聯。當時杜魯門總統剛帶領美國擊敗德國和日本,對於二戰時的盟國蘇聯的未來,其實是較認為可以和蘇聯溝通並有良好互動。但在邱吉爾此場演講後,歷史的走向似乎如同邱吉爾在講稿中所述,也逐漸形成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最終並以蘇聯瓦解為冷戰劃下句點。

在今年10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演講中,清楚指出中國採取經濟侵略和軍事擴張的路線,更建立起所謂的監控國家,還對宗教進行一連串的迫害,中國正打算將在國內的壓迫向外擴張到全世界!。中國以各種手法威脅到臺灣海峽的穩定,而台灣選擇民主為華人展示出一條更好的道路。中國甚至還想影響美國的選舉和政局,但美國不會對於中國姑息,會以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並讓中國能公平、對等並尊重美國的主權。(請參考: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0050153.aspx)

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此場演講和邱吉爾當年的鐵幕演講,都清楚表達對於要遏止蠻橫無止盡擴張的決心。對於台灣來說,長久以來承受中國諸多的打壓,時至今日,台灣可以說又到了國際政局的十字路口。在1895年,日本國擊敗大清帝國,並取得台灣的主權;1945年日本被同盟國擊敗,台灣被盟軍實施軍事佔領;此兩次的國際政治變局,台灣人民其實幾乎沒有表達意見和立場的機會。但在2018年的此時,台灣人民正可用民主政治的制度清楚表達台灣要選擇的立場!

身為一個學習法律的學生,面對此時此刻的國際政局,希望台灣該如何選擇的立場,可以說答案是很顯而易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用網路長城限制言論自由並打造不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用再教育的名義要清洗維吾爾族的宗教認同,用打擊貪腐的名義搞無止盡的政治鬥爭,用政治力量巧取豪奪企業組織的經營權,用民族大義要讓台灣成為對抗美國的最前線。只要對於人性尊嚴、天賦人權、權力分立、私權保護、言論自由等有認同的人,都不會認為目前的中國有資格成為全球的領導者!

有些人會說國際政治不重要,台灣只是棋子,台灣不要成為美國的籌碼等,這些話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台灣能投向中國的政治體制!但是大家只要認真去想,台灣投向中國政治體制,付出的代價絕對不是只有失去言論自由、人性尊嚴、民主法治而已,而是台灣必須對美國在印太區域捍衛美國利益的各項作為首當其衝!有的人會怕和中國敵對會開戰,那為何不會害怕跟美國開戰?美國用數百萬人鮮血換來的西太平洋霸權,有可能因為中國喊一句「大國崛起」,就退回夏威夷嗎?

回顧人類歷史,在反人權的強權擴張時,都會有人採取姑息甚至是投降主義,但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全力反擊,才是最好的應對之策!

近日「登月先鋒」電影正上映,在片中提及當年面對蘇聯在太空科技不斷突破,美國社會對未來充滿疑慮時,甘迺迪總統(John Fitzgerald Kennedy)清楚地表示美國就是要以登陸月球作為目標,並說選擇月球當目標不是因為這很容易,而正是因為這充滿困難。甘迺迪總統的勇敢決定,不僅讓美國在1969年間完成登陸月球的壯舉,更因為此一太空競賽,發展出的許多科技,更成為美國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動力,也奠定其後終於瓦解蘇聯,贏得冷戰的基礎。

現今台灣正充斥著許多似是而非的言論,甚至瀰漫著姑息主義和失敗主義,但只要將眼光轉回20世紀,看看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的興衰,想想邱吉爾首相的真知灼見以及甘迺迪總統的勇敢決定,對於此時此刻又站在國際政局的十字路口上的台灣,台灣人民該選擇何去何從?光明的道路已經清楚地浮現在眼前了!

修法廣納外國人才

By |23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修法廣納外國人才〉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近年台灣社會不時瀰漫一股氣餒之氛圍,深究原因,似乎和經濟發展停滯脫不了關係。要處理台灣的經濟困局,許多人都提出高見,包括吸引外資、引進外籍人才、產業升級、擴大對中國經濟體系的連結和新南向等等。但其實要突破台灣發展的困境,最重要的就是吸引人才。

中國戰國時代,秦王政原本因為發現鄭國(人名,水利工程師)居然是韓國(戰國七雄中的韓國)派來的間諜,想要透過鼓吹興建水利工程讓秦國的國力下降,秦王政一氣之下,就發布逐客令,要將所有外國人士都驅逐離秦國。此時來自楚國的李斯就呈上一篇〈諫逐客書〉,剖析廣納人才方能使國家富強之理,秦王政讀了李斯的文章,就廢除逐客令,才有未來攻滅六國,創建秦帝國的偉業。

李斯在〈諫逐客書〉文中提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千年之後讀來,猶引人深思。回到台灣的現況,很多人也注意到吸引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才會討論要放寬所謂「外籍白領」的限制,但其實關於吸引外國人才,台灣有一項優勢並未得到很好的發揮。

根據教育部在105年度的統計,當時來自東南亞國家在台灣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人數就有超過3萬以上,這些和台灣有地緣關係的年輕學子,如果在畢業後能繼續留在台工作和成家,不僅可以增加台灣的人才,也可以減輕因為少子化帶來的人口減少問題,更可為新南向政策奠定良好的基礎。

但根據現行的《就業服務法》和《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第46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審查辦法》規定,企業如果要聘用外國人在台灣工作,可以說條件甚高。像是本國公司如要聘僱外國人,通常要符合如果是設立未滿一年的企業,實收資本額要達新台幣(下同)500萬元以上或如果是設立一年以上的企業,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度平均營業額要達1000萬元以上。光看到這樣的條件,可能台灣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就不太可能有機會聘僱外國員工,如此也造成許多來台就讀大專院校的外國學生,畢業後就只能選擇回到母國,而非留在台灣繼續發展。

回想千年前的李斯和秦王政,再讀一讀〈諫逐客書〉中的深意,想要吸引外國人才來台灣,我們應該考慮修改《就業服務法》和《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第46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審查辦法》的相關規定,並鼓勵來台灣的外國學生,尤其是經濟政策發展重點區域的東南亞國家的學生,能在畢業後就直接留在台灣居留、工作,甚至成家。

國家要發展,就是要以人才為要,希望執政者在思考台灣經濟政策時,能以吸引人才為根本,並儘速修改相關法規。當年弱小的秦國,經過不斷的奮鬥,終成為戰國時代最後的贏家,秦國不斷廣納各國人才的政策,可以給處於發展困境的台灣清楚的思考方向!

落地生根和背祖忘宗

By |23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在〈落地生根和背祖忘宗〉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德國足球國家隊在2018年世界杯會內賽小組賽出局後,德國國內一片撻伐之聲,從教練人選、戰術和足協等,都傳出檢討的聲音,可是後來的檢討居然出現了對移民和種族的質疑,甚至導致明星中場球員厄齊爾(Mesut Özil)宣布要退出國家隊。

厄齊爾的去留之所以會引起德國足球界的激烈爭論,和他身為土耳其裔的身份脫不了關係。如同厄齊爾在退出國家隊的聲明中所說的,他出生就是在德國成長,他的足球生涯也是在德國展開,他是德國人,可是從以前就一對他冠上「土耳其裔」的稱號,現在德國在2018年世界杯會內賽小組賽被淘汰,結果居然開始檢討他的血緣和種族,難道只有贏球時,他才是德國人嗎?

德國是引領法學潮流的重要國家,尤其有經歷過納粹統治過的歷史經驗,一般來說,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現在的德國應該是不太會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可是厄齊爾的遭遇,讓許多人開始對德國有不同的觀感。

攻擊厄齊爾的人,會指出他和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合照被用於土耳其國內選舉之用,而認為厄齊爾對德國的認同應該受到質疑。從這樣的論點,套句台灣的流行語,就應該是厄齊爾的「德國價值」不足的意思。

從厄齊爾和德國的關係,來看台灣的狀況。台灣的歷史可以說和移民無法切割,從南島民族、漢人、到新住民,移民為台灣注入許多新的力量。可是因為歷史和國際政治的糾葛,對於台灣的國家認同也往往和族裔背景發生牽連。但大家有深入去想台灣價值應該是什麼嗎?台灣要捍衛的國家利益和價值又是什麼嗎?

凝聚台灣國家認同的價值,絕對不會是膚色、血緣或種族或是會不講台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而應該是對於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堅持。以前東晉採改土歸流的「土斷」政策,就是希望東遷的貴族能落地生根,當時也引起許多爭論。20世紀中葉後的台灣,也曾面臨著和當年東晉一樣類似的情形。但隨著時代的演變,我們應該要清楚知道形塑國家的不應該只是種族、血緣或地域,而是能否創建出讓國民感受到身為而人的尊嚴。近日中國傳出兒童疫苗造假的消息,連國家的幼苗都要欺騙,這麼厲害的國家的價值值得台灣去認同嗎?

我們可以喝高梁、吃餃子,也可以喝小米酒、吃烤地瓜,無論我們的先祖從何處來?也不管未來我們的子孫會遷移至何處?在此時此刻此地,因為我們堅持民主、自由和人權,我們就是充滿台灣價值的台灣人。

北律退出全聯會

By |23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法律須知||在〈北律退出全聯會〉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日前台北律師公會(下稱北律)聲明退出全國律師聯合會(下稱全聯會),為律師業界帶來極大震撼!畢竟台北律師公會的會員人數是全國各地律師公會中最多的,據估算應占全國律師總數一半以上。

此次北律會大動作退出全聯會,主要的理由就是北律一直想推動「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可是不易得到其他地方律師公會的共識。先跟大家說明一下律師執業的特殊規定,《律師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律師非加入律師公會,不得執行職務……」,所以律師一定要加入律師公會才能執行律師職務,因為我國針對專門技術人員採行「業必歸會」的制度。

律師加入律師公會才能執業,此事爭議不大。引起北律反彈的是「要在當地執行律師業務,就必須加入當地的律師公會」!舉例來說,A律師的事務所設在台北市,那當然要加入台北律師公會,可是今天有人想委任A律師前往嘉義開庭,A律師如要接受委任,就必須加入嘉義律師公會!每個地方公會都有入會費和月費的收費要求,在此情形下,A律師就必須支付嘉義律師公會的入會費和月費,才能在嘉義執行律師業務。依此類推,如果今天有人要委任A律師前往花蓮、台東、台南、高雄、台中、新竹、苗栗等處處理法律案件,那A律師就必須分別加入各處的地方律師公會,否則就無法在該處執行律師職務。

加上A律師的事務所是在台北市,其實會去嘉義或其他外地處理案件的機會並不多,可是就算只接一件嘉義的案件,還是必須加入嘉義律師公會,繳交入會費和每月月費。而全國各地方律師公會的入會費多半也要2至3萬元,每月月費也要數百元,這都是A律師為了去事務所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執行律師業務所需支出的成本。

大家可以想想,目前現行對律師執業要求的規定是否合理?因為額外入會費和月費的考量,律師可能就必須推辭在嘉義的案件。如果客戶執意要委任A律師,那A律師只好要嘛自己負擔入會費和月費,要嘛請客戶負擔,要嘛就和客戶共同負擔,但無論如何,這對客戶要委任A律師一事都可能造成心理上或金錢上一定的障礙。

所以很多情形就是,A律師只好轉介客戶給在嘉義的B律師。只是這在某種面向來看,就已經造成客戶無法依自己意願自由選任律師的情況。

再看台灣的法律制度,台灣屬於單一國和中央國,不是和美國、加拿大或德國一樣的聯邦制國家,台北的法律事件和嘉義的法律事件,只要性質相似,在處理上要適用的法律就幾乎是一模一樣。況且台灣幅員不大且交通方便,就算一天內從台北出發連跑台中和嘉義開庭,都是可以輕鬆辦到的事。筆者就有過一早在台中開庭,中午前趕到嘉義閱卷,下午再到台南開庭,傍晚返回台北的經驗。當然筆者除了台北之外,也都有繳交台中、嘉義和台南等地律師公會的入會費和月費。

行文至此,大家應該會想,那為何一定要加入當地律師公會才能在當地執行律師業務?其實真相就是跟大家想的一樣,古詩有云:「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箇中緣由,大家就自己領會吧。

北律今天站出來清楚表達「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的立場和要求,身為律師的筆者絕對支持!也期待從北律此次怒吼開始,能讓律師界有進一步的自我改革,畢竟真正的司法改革,絕對不能缺少律師界的改革!

逾法的假釋准駁

By |22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逾法的假釋准駁〉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日前報載前味全公司董事長魏應充報請假釋,被以「社會觀感不佳」為由駁回假釋報請,可是明明在刑法第77條第1項是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法務部矯正署假釋審查委員會這樣的認定似乎已經逾越法律對於假釋的要件範圍。

此一問題,在幾年前曾任監察委員的李復甸教授也曾公開對外清楚指出假釋准駁與否卻沒有一定的標準,常常受到社會輿論所影響,這就是假釋沒有法制化的結果。

目前法務部處理假釋報請案件,是依據「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來處理,其中該注意事項第4條是規定「關於社會對受刑人假釋之觀感,就下列各項審查之: (一) 警察機關複查資料及反映意見。(二) 家庭及鄰里之觀感。 (三) 對被害人悔悟之程度。(四) 對犯罪行為之補償情形。 (五) 出監後之生涯規劃。(六)被害人之觀感。」但誠如我們一開始就引出的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假釋的條件原則上就是(1)受徒刑之執行、(2)執行一定期間徒刑刑期和(3)有悛悔實據等三項而已。可是法務部用行政命令位階的「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增加了刑法原本沒有的假釋條件,像是出獄之生涯規劃、被害人之觀感等等,這很明顯是違反法律優位原則,在法律體系上不應該有這樣的情形。

況且回到假釋制度的目的,不就是是鼓勵受刑人自新嗎?增加一些所謂外界人士觀感的考量,和受刑人是否有反省自新到底有何關連性?

我們認為台灣既然是法治國家,就應該依循法律規定,包括對於法律體系的要求,法務部對此更是責無旁貸。如果認為外界人士的觀感對於審查是否准予假釋是重要的,就應該透過修法的程序,在刑法關於假釋的規定中予以明訂,同時也將審查基準予以制度化,這樣才是符合法治國家的要求。

如果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就不應該因為一個人的身分、財富、地位而改予不同的基準。魏應充依據法律規定報請假釋,但法務部矯正署假釋審查委員會卻以「觀感不佳」為由駁回,但明明刑法中對於假釋的條件就根本沒有「觀感如何」的內容,這樣的駁回理由怎麼令人心服?

日前讀到伊坂幸太郎的小說《不然你搬去火星啊》,在小說中有提到歐洲中世紀獵巫的行動,讓許多被指稱是「女巫」的人,不是死於拷問中,就是經過拷問承認是女巫而被處死。經過幾百年,自詡為法治國家的台灣,或許仍只是將「女巫」換成「受刑人」、「被告」、「嫌疑人」、「恐怖份子」,卻仍然進行著「獵巫」的行為?

我們不贊同以監所收容受刑人太多為由,所以要降低假釋門檻,我們也認為假釋要有相當的條件,不能只是形式審查是否服畢一定徒刑刑期就可以獲得假釋,但我們必須強調假釋的條件既然是在刑法有明確的規定,對於假釋的審查就應該是依循刑法的規定,不能任意以刑法未列入的條件作為假釋審查的標準,這樣才是名實相符的法治國家!

相驗制度改革

By |12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 監督司法||在〈相驗制度改革〉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農曆七月,是習俗上的鬼月,傳說中各方好兄弟、好姊妹會在此月到陽間參訪,所以此月靈異事件也會增加。日前就出現有筍農在台南南化山區意外挖出一顆頭骨,經過相驗後,發現頭骨上有鈍器造成之痕跡,因而深入追查。連承辦員警都提到在要確認頭骨主人身分時,還有被電到的感覺。當然不管是否因為農曆七月的關係,讓這件事件重見天日,我們想跟大家說明的是,從這事件就可以知道檢察官的相驗是多麼地重要!

原則上不是在醫院病死或自然死的死者,都要經過檢察官的相驗,確認死亡方式並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後才能交由死者家屬辦理後事。這樣的目的,是要由檢察官確認死者的死亡有無涉及刑事犯罪的可能性,如有,就要發動偵查。

但是相驗的程序,坦白說在實務上仍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首先,以筆者當年在司法官受訓時的經驗,關於相驗如何進行?主要是由講座在課堂上講解相驗的依據、相驗的流程和相驗案例分享,之後在地檢署實習時,會陪同指導檢察官輪班外勤陪同相驗,如果指導檢察官有排定解剖,就會陪同到殯儀館解剖室進行解剖。可是即使有上過課,有參與陪同相驗和解剖的經驗,分發後,一旦輪班外勤,就是自己一個人要指揮法醫、檢驗員、警察等進行相驗或解剖程序,並撰寫相驗報告書以及核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可是絕大多數的檢察官畢竟都沒有醫學背景,所以相當仰賴檢驗員或法醫師對於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方式的意見。但檢驗員原則上是沒有醫師證照,其實應該只能協助法醫師進行對死者死亡原因和方式的判斷,再把意見陳報給檢察官。只是全台灣有專職法醫師的地檢署,實在很少,地檢署的專職檢驗員人數也不足,根據報導中所提到的官方統計,全國一年相驗案件1.9萬件,但公職法醫與檢驗員僅有52人。換算下來,每個人一年平均負擔高達365件。這樣的人力,實在很難期待地檢署檢察官在處理相驗案件時,能迅速得到充分的醫學意見,協助判斷。而且如要進行解剖,還要商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法醫協助,這也造成時間的延宕。

還有檢察官自身對於處理相驗案件,也沒有標準流程或要求,所以都是由每個檢察官自己決定該如何進行,這樣可能造成的結果就是類似的相驗案件,如果是不同檢察官來處理就會走不同程序,甚至對於死亡方式和原因的認定也可能不同。

另外死者家屬在相驗程序中很難充分表達意見,甚至連檢察官的相驗報告書也不會給死者家屬看,死者家屬甚至對於檢察官認定的死亡方式和原因都沒有置喙的餘地。但是檢察官難道就不會出錯嗎?筆者轉任律師後有處理一件請求保險金的案件,檢察官認為死者是投水自殺身亡,所以保險公司拒絕給付保險金,但是檢察官判定死者是自殺身亡的主要依據是死者家屬有提到死者有工作壓力,還有從附近監視器沒有看到其他人車。當時相驗檢察官有傳訊死者公司同事或現場警消人員,並做成筆錄,可是當本件給付保險金訴訟進入民事二審程序時,法官傳喚當時製作筆錄的公司同事和警消人員到庭接受訊問,卻發現這些人當初所陳述的內容和檢察官的筆錄記載有相當的出入。這樣來看,檢察官原先認定的死亡方式和原因難道沒有被質疑的空間嗎?只是在台灣還真的不能質疑檢察官對於死亡方式和原因之認定!

大家覺得這樣合理嗎?死者家屬對於檢察官的認定只能默默接受,卻連反對或救濟的機會都沒有。在英國的法律體系,很早就有死因裁判的制度,繼受英國法的香港,目前也維持死因裁判法庭的制度。透過這樣的制度設計,至少是在法庭上由相關各方提出證據和意見,再判定死者的死因,而非像我國現在一樣,幾乎都是由檢察官專斷來判定死亡方式和原因。

俗稱「人死為大」,在相驗程序中,可以體會到死者家屬想要瞭解死者確實死因的焦急心情,但以現在法醫師人力不足以及檢察官專斷認定的現況,是否可能造成誤判死者死亡方式和原因的機會提高?這應該是要深入探討並尋求改進的。

紀念二戰犧牲台灣人

By |2 10 月, 2018|Categories: 大壯小聲說||在〈紀念二戰犧牲台灣人〉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73年了,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轟炸留下的痕跡也逐漸淡去,但是二次大戰對台灣仍然有著深深的影響。

二次大戰期間,當時為大日本帝國領土的台灣,也為因應戰爭全島動員,諸多台灣子弟更是被徵召入伍,成為皇軍,參與太平洋戰爭,估計有4.5萬名台灣籍日本兵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死或失蹤。台灣籍日本兵也有參與激烈的沖繩戰役,,2016年6月25日在日本沖繩和平紀念公園中更設置了「台灣人日本兵紀念碑」,紀念在沖繩戰役中犧牲的台灣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慘烈的第二次大戰終於劃下句點,但對台灣人來說,卻是開始一段混沌的階段。中華民國政府軍代表同盟國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但隨著中國國內國共內戰的爆發,以及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內戰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就將整個的政府體制搬遷到台灣。接著1951年9月間簽署的舊金山合約,日本宣佈放棄對於台灣和澎湖的永久權利,也隨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愈來愈深化,台灣似乎從二次大戰戰敗國的一部份轉變成戰勝國的一員,這種轉變對台灣來說就是一種福禍相依的狀況。

但種種的矛盾在二戰後美蘇對抗的大局下,似乎被深深埋藏起來,直到1991年蘇聯崩解,中國大力走向改革開放,台灣內部的矛盾也因應著國際局勢的轉變逐漸顯現。二戰留下在台灣的同盟國佔領軍的問題,也隨著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崛起,開始引起注意。

現在居住在台灣的人們,對於二戰有不同的記憶和想像,有的人認為八年抗戰的血淚猶未乾,有的人是思念著戰死在南洋的親友,不知魂歸何處,有的人只覺得二戰已經是過往雲煙,只是歷史教科書上的幾頁。但不管是怎麼看,二戰對台灣的影響,是不容易輕易被抹煞的。

走過二戰的美麗之島,台灣現在要面對的不是漫天烽火的轟炸,也不是生離死別的送行,也不是同仇敵愾的奮戰。台灣要面對的是如何讓有著不同記憶和想像的人們能一同凝聚起共同的熱情,和一致行動的意願。

迎向二戰結束的73個年頭,我們不講國際法,也不講國家主權,更不談憲法領土的變遷,我們講的是能讓在台灣的人們投注熱情和展開行動的真正價值,也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權。

民主、自由和人權就是真正的台灣價值,也才是當年冒險渡過黑水溝、當年起兵對抗大清帝國、當年在乙未戰爭力抗大日本帝國皇軍、當年在霧社浴血奮戰、當年告別家鄉前進南洋、當年在中國大地參與國共內戰、當年在金門古寧頭血戰、當年挺過八二三砲戰、當年在台海飛彈危機下仍勇敢投下總統選票的台灣人們一直要追求和捍衛的價值。

只要堅持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美麗之島-台灣永遠會是我們最美、最珍惜的家鄉!